1949年刘少奇接见一位国民党将领，感激地握手并称赞他在十八年前所立下的杰出功绩
1932年夏末，松花江两岸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开。一支只有百余人的小分队悄悄潜入泥河车站，盯上了当晚即将驶来的日军军用列车。带队的青年军官名叫李时雨，24岁，来自黑龙江巴彦县。这一仗，凭几颗手雷和十几支老式步枪，他们打掉了一个班的守车日军，抢走成箱的步枪子弹。与其说是一场硬仗，不如说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情报试水——日军车次、警戒人数、到站时间，全靠他事先摸清。
李时雨不是天生的神探，三年前他还只是北平学生运动里的宣传干事。九一八之后，东北迅速沦陷，党组织在敌后遭遇情报真空，他主动请缨北上。跑船、蹬三轮、蹭火车，他把一份份暗号电文送到哈尔滨郊外的游击根据地。正是这种接线员式的奔波，让他熟悉了日伪铁路调度系统，为日后那场伏击打下底子。
打过这一仗，组织决定把他推到更深的暗处。1934年，他被安插进西安行营，名义上是东北军剿共科的文书，实际上负责把张学良部队的动向及时转给中共北方局社会部。西安事变前后，他在两张桌子间来回转换：白天端着公文包出入军装林立的衙署，晚上则给延安方向发密电。有人好奇他为何总能游刃有余，他笑答：“会写条子的人，往往最会藏心思。”
1937年7月，七七事变把华北推入更深黑暗。日军占领天津后，大批官员外迁，天津高等法院急缺法务人员。李时雨借着东北军旧关系，摇身一变坐进了书记长的办公室。那本印满密密麻麻条文的《诉讼法规汇编》被他掏空暗格，用来夹带日伪布防图。法庭门口的宪兵再怎么盘查，也不会想到一个整天敲图章的法官，夜里却在街头巷尾与地下交通员交换情报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段时间里，李时雨的夫人孙静云成了最可靠的“信鸽”。她来往天津、南京，随身提着一只陈旧藤箱，内层缝着微缩胶片。她曾笑说：“我不过是个寻常教书的，谁会摸我箱子？”事实证明，出乎意料往往是最安全的伪装。
1940年春，汪伪政权召开首次“国民参政会议”。李时雨以“东北流亡人士代表”身份走进南京中山陵旁的礼堂。会前夜，他把会议文件一页页拓印，卷成细条塞进钢笔杆；散会后，连夜坐船赶往上海，再从租界寄出底片。三天后，北方局便已掌握汪伪政权军事、财政两份秘密预算，相关情报成为我党判断太平洋战局的重要参考。这一役后，他被安排到上海警察局司法处，表面监督治安，暗地里接触被策反的伪军。
抗战胜利的钟声敲响，上海却并未太平。国民党军统进城接收，大规模清洗伪系人员。李时雨按照上级指示，主动“投案”，成功混入了军统上海区第二站。几年里，他把华东前线兵力调整、物资储备、外围据点构筑等信息源源不断送往解放区；与此同时，他借职权暗中放人，先后救下十余名被军统关押的地下党员。最惊险的一次，是深夜里帮青年医生杨树田换掉囚车路线；事后那条街被埋伏的新四军炸成火海，杨树田却已坐小船走了苏北。
运气不会永远站在同一边。1946年秋，军统内部清查，“文职司官”李时雨被指控与中共过从甚密。酷刑侦讯足足持续半个月，既要守口如瓶，还得装出“忠诚”的模样。最终，他被以“保护旧伪人员”罪名获刑七年半。外界只见他成为战败方的阶下囚，鲜有人知道他在牢里仍通过探监的妻子递出密写情报——把上海港封锁、军粮仓储、海防布置等数字，一笔不漏地塞进旧书书脊。
1949年2月，上海警备司令部在一次“特赦”中把他放出，理由冠冕堂皇：表现良好，认罪积极。实情却是军统自身难保，监所经费告急，减刑换赎金已成常态。他以“保释金”为名退出监狱，与早已埋伏在香港的交通线对接。当月下旬，他随轮船北上，携带的还是那摞不起眼的线装书。仅仅三天后，这批情报就摆在西柏坡作战室的桌面，华北野战军的攻防计划因此校正了几处关键节点。
4月29日清晨，香山。中共中央社会部主要负责人安排他简要汇报。室外还有薄雾，高层只说了一句：“这十八年，辛苦了。”礼节完毕，便让警卫员递来一套新军装，配发肩章上没有金星，只有鲜红布条。李时雨接过衣服，悄悄在衣领里缝进一枚旧团徽——那是1931年在北平入党时得到的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调入国务院系统参与涉外宗教事务，晚年又在家乡设立助学金，名字却始终低调。1999年冬夜，他在北京医院闭上眼睛，终年91岁。家人清点遗物时发现，衣柜角落里仍放着那包线装旧书，其间夹着一张褪色的情报纸条，字迹已难辨认。只有“泥河”两个字，依稀可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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